采访权的性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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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作为新闻机构的组织成员,在采访过程中享有的权利首先表现为采访权。采访权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它源于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是公众知情权的一种表达方式。新闻采访权行使的好坏,直接影响公众对社会知情权的需求。关于新闻采访权的权利性质,由于法无明文规定,至今未形成统一理论,仍然是理论界存在争议的问题。新闻采访权性质之争主要集中在权力与权利之争,国内学者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采访权是第四权力。
  1975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斯特瓦特(Dotter Stewart)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根据宪法规定,新闻自由条款包括了对新闻机构的保障,新闻自由条款的作用就是直接保障新闻业,他提出“宪法保障新闻自由的最初目的是要在政府之外建立第四个部门,以监督官方的三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第四权力理论。在西方国家的法学新闻理论上,“第四权力”理论体现出西方新闻媒体对现代国家的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持有此种观点的人认为,新闻媒体享有这种权力,并把公众舆论对社会的监督称之为“第四种权力”。并称:没有第四种权力,就没有新闻正义。新闻能得以进化为第四种权力,能在其他权力的掌握控制下得以成长起来,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极大进步。
  第二种观点认为,采访权乃权利而非权力。
  我国著名法学家杨立新认为:“采访权是新闻权的组成部分,新闻权是由采访权和报道权构成的。新闻权的权利来源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既然如此,采访权当然是一种与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不是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权力。”新闻法学家魏永征认为:“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乃权利(right)之权,而非权力(power)之权。采访权是记者有自主地通过一切合法手段采集新闻材料而不受干预的权利。”
  第三种观点认为,新闻采访权是权力、权利二者特征兼而有之。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它不纯粹是一种民事权利,而且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记者的采访权应该是一种具有特别性质、特别内容的权力,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民事权利”,“就中国目前新闻媒体(主要指党报、机关报等主流媒体)的官办性质以及是党和人民喉舌的特性看,可以说权力、权利二者特征兼而有之……我国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行为具有双重属性特征,其主要属性是自由权利,但在有些情况下又有某种权力的特征。”
第一种观点讲述采访权同国家权力相平衡,新闻媒体或新闻工作者有着极强的舆论监督功能。但是,这种足以堪称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相抗衡的“第四种权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权力,而是一种来自民众舆论的监督制衡之权,具体表现就是“新闻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比之一般公民的言论自由影响力更大而已。这因为,从性质上来讲,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活动应当还是一种自由权利行为,而不具有国家权力的功能。第二种观点仅仅符合西方的情况,与我国实际情况不符。西方媒体的所有制形式主要表现为私人占有形式,而且经济越发达,市场发育越完善,新闻媒体的私人所有制形式越占主导地位。媒体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下的私营企业,有强烈的独立性,面临激烈的竞争,媒体的传播功能更加明显突出,成为新闻自由下的一种权利表现。第三种观点虽然符合我国的实际,但应看到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物,带有计划经济时期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的痕迹。
  新闻采访权既不是国家权力,也不是个体权利,更不是权力、权利二者兼备,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权利。简言之,社会权利即社会主体以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的支配影响力。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与精神资源,物质资源主要指人力、资本、信息、科技等,精神资源主要指文化、社会舆论、道德习俗等。社会主体包含各种社会群体、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社会势力等,具体表现为阶层、政党、工会、妇联、行业协会、宗教等各种利益群体。这些社会主体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影响力,这是社会权利,其实质是公民个体权利的集合体。新闻采访权作为公民社会舆论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以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对社会发挥其舆论功能,是公民行使知情权的权利集合体,也是一种社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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