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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学观照中的视听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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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熊忠辉
  摘 要:电视已成为信息社会中最有力的传播工具,但电视工作者有意无意地割裂声画关系、很少有效地运用修辞手法来提高传播效果,传统语言学、修辞学忽视对电视语言进行研究。这制约了电视这个复合符号系统在传播信息和理解知识上的前进。“既然社会不断归化并掩饰着符号的内涵,符号学家就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客观破译符号所指的工作”。电视工作者和语言研究者应该努力揭示出电视语言的运用规律。
  关键词:修辞,视听媒介,传播效果,符号,复合符号系统,画面,声音,文字。
  在那本被全美众多院校使用的著作《传播理论》中,美国当代著名的传播学研究者、该书作者斯蒂文·小约翰说,“电视节目是一个讲授故事的集中系统。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的戏剧、商业广告、新闻和其他节目将一个相对连贯的公共形象和信息的世界带入了每个家庭。从孩提时代起,电视节目就培植了我们的偏好和爱好,而在以前这些偏好是从其他的第一手来源获得的。电视跨越了文字和地域的屏障,成为社会化和每日信息(多为娱乐形式)的第一手来源,否则,我们将还是一个异质社会。成批制作的电视信息和电视影像的重复帧面图像汇成了一个公共象征性环境的主流。”这说明,电视历史性地成为主流传播媒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依靠形象和符号传播信息的时代,研究电视这个符号系统十分必要。
  一、修辞及修辞学源于传播,并以增强传播效果为目的
  从言语的角度看,“修辞就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言语环境,有意识、有目的地组织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言语交际行为”。[1](P1)普遍认为,修辞学在西方起源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希腊城邦国家,它们常以演讲和辩论的方式来决定公众事务;我国则在先秦时期因舌辩和笔战的兴旺而出现相应的修辞理论。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的繁荣,文字记录和交流的形式越来越重要和普遍,写作因时代要求成为教育的中心。口语社会向文字写作社会的过渡,使得修辞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由演讲向写作转移。
  在经历漫长的口语传播、书写传播和印刷传播之后,人类传播进入电子传播阶段,并很快迎来后现代社会,印刷媒介已经不再独领风骚,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不再仅仅使用文字语言,图像、声音与文字三位一体的电子视听媒介成为信息社会中最有力的传播工具。与媒介物质形态变化相对应的就是传播形态的变化,由人际传播扩大到群体传播、到组织传播、再到大众传播。其间,语言修辞在信息的有效交流中起到重要的粘合作用,为传播形态的过渡创造了条件。
  现在若“采用新修辞学和后现代主义修辞学的定义,将修辞概念界定在运用话语和象征来达到某种目的的话,其对象则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文化现象。”[2](P1)正如约翰斯顿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修辞的人,一切人类的有意义的话语形式都是修辞性的。道格拉斯·埃宁格说:“那种将修辞看作在话语的上面加上调料的观念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这样的认识:修辞不仅蕴藏于人类的一切传播活动中,而且它组织和规范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人不可避免地是修辞的动物。”[3](P20)
  这意味着新修辞学正将视角投向一切以言语为主的象征性交流活动,并不可避免地关注大众传播中的修辞学现象。我们正处在一个后现代环境的信息交流过程中,电子视听媒介已经超越传统媒介而成为以言语为主的泛文本,在社会濡化和整合诸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卫·伯格在《修辞、现实与大众传媒》中从新闻媒体的角度审视人们的现实观的建构,他认为,我们生活中的最大事件(甚至许多趣闻轶事),都是间接地通过媒体知道的。“因此,修辞学批评如果要成为社会分析的有用工具,必须关注媒体对人民的交流行为的影响”。其实,媒介的基本功能是储存信息并加快信息传输,“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事物的新的视野和知觉”(麦克卢汉),但“过去的技术是不完整的、支离破碎的,而电子技术却是完整的、无所不包的,它更容易创造一种动力,并且转换成信息系统”,正如“电台改变了新闻报道的形式”,电视的深入参与性使“语词又可以变成画面”。
  一位当代日本的未来学家和计划专家写道:“对这一代来说,通过电视获得的信息并非是零碎分散的,而是整体的,如一幅图画,多维感受由此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逻辑,这一将信息转化为知识的手段便不再为人们所需,取而代之的是感觉能力,它将成为转换的重要工具。……理解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理解是知识的一大因素”。[4](P253)修辞及修辞研究是以传播信息和理解知识为根本的,是个生生不息地追踪并探索时代话语方式及其表达问题的过程,无疑应该呈现出历史的向度,反映出媒介形式和内容的时代变化。
  麦克卢汉早在60年代就指出,“我们新的电子技术以拥抱全球的方式使我们的感觉和神经延伸,它对语言的未来蕴含着巨大的意义”。[5](P89)这种巨大的意义就在于电子语言能展现“集体知觉状态(这很可能是人类语言出现之前的状态)”,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多种人体器官接受信息,甚至改变传统的语言交流方式。电视这个传播工具在当代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它的文本进行修辞研究势在必行。
  二、电视是复合符号系统,具有语言符号学意义上的哲学价值
  “新的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又将传播中心往回移向那种可以看见,可以听到传播者的传播”(施拉姆)。[6](P96)也就是说,电视是一种视听兼备的“语言”,既能听到声音又能看到画面,这种合成性表达语汇既包容了传统语言的大部分陈述的可能性,同时又形象直观地呈现陈述对象。
  如果把“符号理解为能被人们用来互相交际的任何象征”(房德里耶斯),那么,电视的表现因素——图像、声音和画符应该是符号。按照符号学的由同一物质承载为标准来划分,构成视听媒介复合符号系统的有画面、解说词和声音三种典型符号,电视工作者称其为“金三角”语言。形象化的画面是经过人为选择摄录、编辑制作等一系列加工而成的,它借助于技术机器对现实仿真再现,并不是自然本身,是经过制作者价值判断、选择和功能化后的主观化产物,是“人造符号”,它使电视有别于其他大众媒介,但单个的甚至多个无规则组合的几何画面并不能形成意义;电视符号手段中的旁白、字幕、对话使用的才是传统语言,其在与画面的融合中起着比传统语言既可能多、也可能少的作用。当然,我们必须清楚,“视觉符号就是通过语言信息的辅助来确定其意义的,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图像信息与语言系统有结构上的冗余或替换关系。从更广泛的范围讲,构想一个其所指在语言以外存在的图像或实物系统,看起来越来越难了”。[7](P2)这说明视听媒介展示意义的基础和主要语符仍然是文字和口语。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是通过任意产生的符号体系来传递思想、感情和愿望的一个纯粹人类的和非本能的方法”(萨丕尔)。这样看来,电视就是一种语言,只不过其语言包含着多种符号。我们再把电视放在现代哲学视野中来审视。现代哲学所说的“话语”是一种价值化和功能化的特定语句单位。小而言之,它是在具体社会场合中功能地使用着语言学意义上的一般符号工具——言语和文字语言,按功能规则和特定价值取向,完成所需要的叙述和交流。大而言之,“话语”是不同社会实践领域中包含着特定价值的文化意识载荷系统,是价值化、功能化、包含主体命义、社会指向和历史规定性的思想载体。作为有目的地进行信息传播的电视媒介,它有规则地使用着的运载信息和知识的复合符号系统具有话语品质。
  电视语汇使人造符号与被指称的实体对象有了在视听直觉上的同一。“只要能用视听感知的对象,这种符号系统都可以(近似)‘同型等态’地指称表述,同时以适宜的角度提供感知引导”。[8](P7)这个系统的“意义表达赖于图像、声音和画符的协作”,只不过图像、音乐音响“语言”还未曾像言语、文字那样得到深入的分析。图像和同期声代码具有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相似的特性,反映世界几乎是同构性的,传播的信息更具有原生态。当使用这种符号需要进行主体间传播的时候,不必让第一观察者对现象界进行抽象的语言文字编码后,接收者再看取或听取文字编码,然后在文字解码中全面想象性地重建现象界,而是可以在第一观察者和接收者之间实现共见现象的同象平移。画面把语言文字从现象描述中解放出来,走向内在指向。多方融合构成的全能语言既具有直觉的形象的精确描述,又有内在语义的指陈和引导。
  三、电视是具有实用价值的传播工具,需要修辞来提升整体传播效果
  江泽民同志1996年视察《人民日报》时指出一部分新闻作品不讲究辞章文采,影响传播效果,这不仅对报纸,对电视也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的大众型社会,一切文化的价值都以大众的接受兴趣、参与和受益程度作为其效用的重要判定标准之一。中国存在大量文盲和半文盲,许多人并不具有基本的文学阅读能力,但接受视听符号并不需要经过职业训练。从一定意义上说,电视促生了一种新的“语境”,产生了一个新的“话语系统”。电视以自身的可转化性介入各个文化领域,使原来具有较大分立性的各“话语系统”有了更多的相互参照的机会,使整个社会话语形态有了更多的综合感,电视事实上也已成为公众生活中重要的信息和知识(甚至包括思想)的传播工具,成为通用文化工具。
  与传统语言相比,电子视听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功能全面的语言,对实现较大范围内的自由、民主传播具有积极意义。从传播角度看,一种语言符号系统重要的优胜指标是对时空局限的克服。电子视听语言对于人的认知要求的满足,比起传统语言来更是全面了。在对客观世界的陈述方面,既可以形象直观地“描述”外部形态(包括所有的形象和声音),同时其“解说”与被“描述”人物的同期声,又能实现抽象分析、深入概括和内在心理的展示。在对认知主体的信息供给上,既能提供生动具象的视觉信息,又能提供丰富多样的听觉信息;在传播性能上,既能准无限地超越空间局限,又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越时间局限。声像兼备的符号语汇特点及高度日常化的传播量这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使电视不但能够完成文字所能传达的所有内容,而且能完成文字所不能传达的内容。
  必须重申,“电视不只是一种看的东西,然而也没有必要说音响或图像哪个重要。在制作一个效果好的电视节目,两者是相辅相成的”。[9](P4)但实践中存在一个最大的“职业迷误”,认为只有“画面(有时还包括音响效果)”才是电视语言,而忘记了声(主要是有声语言)像合成语言才是整体的电视语言。于是,人们在观看电视(尤其是新闻节目)时会经常发现画面和解说词存在“两张皮”现象,画面简单粗糙,解说词也干巴巴的,几乎谈不上什么修辞,艺术性较差。这与电视语言具有较大程度的自然性、复合性和分节性不无关系,也许,正是这些使人们割裂了声画关系,阻碍电视运用复合语符达到传播信息的内在统一。画面具有天然性,但缺乏抽象确定性,长期倾向于突现画面并浸润于这种形象语汇中的人,其思维将可能失去抽象确定性。而抽象思维能力仍然是确立电视作品内容的最基本工具之一,否则将难以获得语义基础。在这个声像合成性语汇系统中,言语(有声语言)依然是主要的语义陈述部分,而修辞则可能是把多种符号有机合成语汇的有效手段。
  一般的认识是,电视的基本修辞手段是蒙太奇、摄影机运动、镜头的景位、音像关系、片断切分和其他组合单元。实践中,一些经验丰富的电视工作者已懂得运用镜头的推拉摇移来构成一定的修辞,利用画面的视觉隐喻、换喻和“蒙太奇”手法来增强修辞效果,甚至还借助联觉通感的手法来达到更深层次的修辞。这在需要挖掘抽象思想、表现心理活动的深度报道和创意为先的广告节目中尤为突出。但仍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没有归纳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修辞规则,专门论述视听语言修辞的著述还未出现。许多传播者仍处于混沌状态,不知道有意识地运用修辞,电视的整体传播效果难免打折扣。而受众对这种立体语言(尽管目前还不象文字那样具有普遍性和操作性)的修辞手法了解有限,阅听时不懂按照规律来鉴赏,传播者渗透在节目中的精神理念难免被忽视,效果自然又要降低。
  四、研究视听传播的修辞规则,需要修辞学的积极介入
  “在一个有文字的、性质同一的社会中,人对多种多样的、非连续性的形态的力量,已经丧失了敏锐的感觉”。[5](P17)同时,由于“技能重新布局产生的混乱”产生了文化迟滞,文化迟滞使人觉得必须用旧眼光来看待新事物。但是,电子技术变革不只是改变生活习惯,而且要改变思维模式和评价模式。电视这种形象媒介,“是触觉的延伸,涉及到多种感官的最大限度的相互作用”,[5](P399)它可以创造非线性逻辑,更大程度地释放思维能量。或者说,正是社会交流的需要、思维方式的变化催促我们研究电视语言的修辞问题。
  社会运用语言符号进行传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和过程,应该“把一类符号组织到更大的符号系统中加以运用和研究”(莫里斯),而“过去的修辞学研究,往往只选择这个复杂系统中的一个侧面,或者一个子系统作为研究客体”,[1](P9)“事实上就是言语语言学的研究”,“是研究如何运用语言中的词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去有效和巧妙地组织言语作品的问题”(高名凯)。此外,我们的修辞研究多集中在文字语言领域中的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范畴,对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缺乏关注。这显然是不够的。路宝君先生在《修辞学习》(2000年第2期)上著文指出,修辞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修辞研究应该扩大到各类功能语体当中(诸如文学、法规、广播电视等)的语言应用。这是一个进步。
  我们还可从外来文化中获得启示。事实上,西方从20世纪60年代起,力求超越亚里士多德的演讲修辞学的藩篱,已经在视觉形象、情境、大众媒介等功能语体的修辞研究上取得了进步。原来以研究演讲修辞为主的“美国演讲协会”几度更名,1997年发展为“全国传播协会”也算是个例证。[3](P30)
  多年来,汉语修辞研究不再局限于狭小的语言范围,运用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模糊论等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兴起了统计语言学、机器翻译学、电子通讯学等实用语言学,体现了修辞学研究的多元性和交叉性。这些为向视听修辞研究的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的修辞学研究已经向视听媒介拓进,对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语言风格和广告创意等范畴的研究已有所成,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实用研究仍大多停留在言说和文字领域。对电视这种立体化的“语言场”为提高传播效果所运用的修辞手法(这些手法被笼统地称为“蒙太奇”),语言修辞学界和新闻传播界都缺乏系统研究。这种复合的符号系统以扑朔迷离的面目呈现在传播者、受众和语言符号学家面前,它的修辞规则隐藏在多种符号的交汇之中,很多时候我们难以驾御它来准确表达思想,对其进行修辞研究无疑需要多学科的渗透、融合。
  “既然社会不断归化并掩饰着符号的内涵,符号学家就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客观破译符号所指的工作”。[7](封底)传统修辞研究已经形成条分缕析、细枝末节的风格,对许多个人文本及个别词语、辞格的研究已经到了细微得令人厌烦的地步,在展示研究的精细和严谨的同时,也暴露出固步自封、山穷水尽的缺点。电视话语权威(操作者及研究者)由于技术崇拜和已经形成的过于宽泛、宏观及泛美的研究风格,过多地关注个案和内容,忽视了对电视语言修辞进行研究。一个现实摆在面前,我们竟然任由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电视媒介的语言在不规范、没有系统化和理论化梳理的情况下自由发展。有意无意地疏忽或放弃对这片更有实用价值的形象复合语言进行系统的修辞研究,实在有点说不过去。诚然,传统不可丢,但修辞研究的目的正是在于应用,在于总结经验、探寻规律,以使人们在传播时更有效果,面对电视这个大众媒介,尽快系统地研究其修辞现象,应该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汝东.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美]大卫·宁等. 常昌富、顾宝桐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批评模式与方法.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美]肯尼斯·博克等. 常昌富、顾宝桐译.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阿尔文·托夫勒.未来学家谈未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5][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何道宽译.人的延伸——媒介通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6]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7]罗兰·巴尔特.王东亮等译.符号学原理.上海:三联书店,1999.
  [8]崔文华.全能语言的文化时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9]格林·阿金.电视音响操作.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生熊忠辉
  南京大学语言学博士生 滕慧群
  通联: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熊忠辉
  邮编:200433;e-mail:zhui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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